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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劉星 王燁捷 實習生 何燦 丁旭芸《中國青年報》（2015年01月06日03版）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灘發生踩踏事故，截至目前，造成36死49傷，悲傷籠罩上海灘。
　　作為上海的標誌性景區，外灘，這片長約1.8公里的狹長地帶從來都是上海安保工作的重點。重大活動時封路、限流都是常規管控手段，負責相關工作的黃浦警方甚至還開創了諸如“開關式過馬路”等疏導人群的精細化管理方法。
　　然而今年，由於傳統的外灘燈光秀被取消，安保降級，黃浦警方投入嚴重不足。《焦點訪談》稱，當天外灘事發前僅投放了約700名警力。而2014年1月1日，恰逢諧音“一生一世”的跨年，《人民公安報》稱外灘有約7300名警力維持秩序。事後警方數據顯示，踩踏發生當晚的23時30分許，外灘人數就已經達到2013年跨年時的30多萬人。
　　除去警力不足，相應水準的突發應急預案也付之闕如。上海醫療系統知情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天外灘附近甚至沒有準備應急用的救護車。最初的傷員運送，要依靠私家車乃至公交車。顯然，這一次上海沒能做到“從不出事的角度來做方案，從出大事的角度來做預案”。
　　更讓人感到惋惜的是，由於急救知識的普及率過低，現代救護體系不健全，在踩踏的自救和救援中，甚至出現一些可能會加重傷勢的錯誤。
　　1月5日，踩踏事件已經過去了6天，外灘依然游人如織。在發生踩踏的臺階上，警察會提醒行人“不要逗留”，附近被隔開的死者紀念區內，不斷有人前去獻花，逝者已矣。
　　安保之痛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外灘是上海地標雲集的城市名片，但對於城市管理部門來說，過大的人流量則構成對城市管理的極大挑戰。據媒體報道，2012年，黃浦公安為各類大型活動共出動54批次共6.6萬名警力。
　　為了應對繁重的任務，負責外灘安保的黃浦警方還開發出了一系列精細化管理手段。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開關式過馬路”，即由民警組成人牆，在人行道前隔開車流與人流。在介紹外灘管理經驗時，黃浦區一位領導曾稱，他們是“從不出事的角度來做方案，從出大事的角度來做預案”。
　　和上海國際馬拉松以及國慶節一樣，每年外灘的新年倒計時，都是最考驗上海外灘安保預案的時刻。在此前一篇介紹外灘安保精細化管理的新聞中曾介紹，上海外灘繁重的安保任務及人口密度，曾讓前來培訓的、因麥加朝聖人數過多而多次應對踩踏事件的沙特阿拉伯警察嘆為觀止。
　　外灘跨年一直有著安保問題的困惑。外灘的倒計時始於2009年年底，當時的外灘改造工程尚未竣工。而2010年年底，就是出於安保考量，外灘與徐家匯、陸家嘴三處跨年倒計時均被停辦。
　　但在2011年年底，外灘打出了“7分鐘燈光倒計時”的跨年活動，即利用燈光，在海關大樓、浦發銀行等經典外灘建築牆面上營造各種圖案的立體動態效果圖。該活動在當年正式“升格”為市級活動。事後黃浦區旅游局表示，第一年舉辦的燈光秀在外灘吸引了超過10萬游人的圍觀。此後，燈光秀倒計時作為一個傳統保留下來。
　　2011年年底舉辦燈光秀時，上海就採取了強大的安保措施。據當時媒體報道，活動區域實施了限時限流管控措施，中山東一路實行臨時交通管控，而外灘觀光平臺，則被用鐵馬隔離出了安全區域，以保障游人安全。
　　有了這些準備，主辦方仍然通過媒體呼籲市民“儘量在家看轉播”。
　　即便如此，上海還是感受到了安保的巨大壓力。表演結束後，2012年年初，上海媒體一度刊出消息，稱因安保壓力過大，上海新天地和外灘的兩處新年倒計時，可能要取消一處。
　　當時上海新天地商業總經理劉夢潔曾對媒體表示，7分鐘的外灘倒計時燈光秀“一度造成外灘地區交通癱瘓”，而有關部門有此考量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全因素。不過，下一年的兩處倒計時最終並未被取消。
　　2014年年底則發生了一些變化，據財新網披露，2014年年底，原計劃在外灘舉辦的跨年燈光秀，出於安保的壓力，在申報階段就被上海市公安局重大活動辦公室否決。
　　此後，黃浦區在審批範圍內決定舉辦區一級的“外灘源”燈光秀。“外灘源”位於北外灘附近，此次燈光秀並不開放，參與人數限定為2000人。
　　令人意外的是，這場調整後，黃浦區降低了相應的安保級別，距離外灘最近的南京東路站也不再如往年般封站。財新網報道稱，今年的外灘跨年安保主要由黃浦區負責，沒有過多調集“兄弟單位”支援，甚至連“平安志願者”都未成規模動用。
　　安保級別降低，但外灘沒有燈光秀的消息卻並未能被廣泛傳播。直至2014年12月23日，新民網才發佈一條短消息稱，“記者從多方獲悉，連續舉辦3年的外灘4D燈光秀今年將不再舉辦”。而在許多網站，上海外灘跨年燈光秀，仍然被列為上海跨年推薦景點。
　　一系列通知性新聞的到達效果令人生疑。民營機構“上海軌道交通俱樂部論壇”曾發佈提醒出行的消息，但轉發不到兩百條。而上海市政府的官方微博則從未通知過相關的變更信息，僅在跨年前一天才發佈了“快訊：外灘源明晚將上演5D燈光秀！東方衛視全球直播”的微博。
　　警方並未正式公佈當天提前佈置的警力，據事發後央視《焦點訪談》的報道，當天警方事前投入了約700名警力。而據警方事後的新聞發佈會，事發後，警方又臨時投入了約500名警力用於維持秩序。
　　這顯然過於低估了跨年時外灘的人數和安保難度。根據《人民公安報》，2013年年底跨年時，適逢諧音“一生一世”的跨年，外灘吸引了30萬餘游客。為保證安全，當時上海市共出動7300餘名民警和武警官兵加強值班備勤。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武警官兵一起在外圍、內區和核心區域組成了3道人牆，維護現場秩序。
　　而據警方事後數據，踩踏發生當天的23點30分，外灘人數就已經達到30萬左右，與上年跨年持平。
　　一位曾在2013年從鄰區被抽調外灘參與備勤的交警稱，當游人過多時，交警很難維持秩序，即便是最有效的“開關式“人牆，也一定要大吼才能收到一點效果，而這又很容易引起警民糾紛。
　　這位交警表示，他們去年國慶就封了路，拉了人牆，讓游客分流上下觀景台，但秩序仍然維持得很艱難。此前上海媒體報道，2013年國慶，僅前4天，外灘就出動了安保警力1.6萬餘次。
　　應急之痛
　　安保不足，游人超過預計，更為讓人不安的是，事發後的應急救援同樣反映出了很多問題。
　　警方在當天的23點30分左右，發現外灘人流出現異常。在事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黃浦公安分局指揮處指揮中心副指揮長蔡立新稱，警方通過監控探頭髮現陳毅廣場上下江堤的一個通道上有人員滯留的情況後，立即調集了500名警力增援，由於人流過多，只能強行切入。
　　事發當天人流密度究竟達到多少，現在尚無確切數據。但事發後被媒體廣泛引用的數據源於上海交通大學船舶海洋與建築工程學院副教授盧春霞的博士後論文《公共場所中擁擠人群的研究》，這篇基於北京密雲踩踏事件的論文提出，景點室內達到1/人、室外達到0.75/人，即要立即啟動應急預案。
　　外灘當天的人流密度顯然遠超該數字，而擁有數字化監控設備的警方，一直到出事才緊急增加了500人的警力。
　　外灘在2005年率先完成了數字化監控設備，當時的工程是由上海貝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設計實施。貝通公司法人代表李先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之前他們提供的監控系統，主要功能是反映實時的場景。當時的監控視頻不是高清的，能夠看到實況，但圖像分析很難。諸如監測、採取措施還是需要靠人來判斷的。
　　李先生表示，2009年之前，每次遇到重大節假日，都會由黃浦區政法委牽頭，成立聯合值班室，進行聯合值班，對監控錄像進行監測分析。李先生稱，2009年外灘改造之後，就再沒有人聯繫過他們，相關的設備商可能已經更換。
　　事發時的視頻顯示，事發地的臺階上，只有大約兩三名執勤警察。前述參加過國慶執勤的交警稱，這樣的警力根本無法控制人流巨大的現場。據他所知，今年交警也在臺階上拉過“開關式”，但很快就被人流衝散。
　　踩踏發生於23時35分，一位家住北京東路的市民告訴記者，他清楚地記得，前去救援的警車和救護車在“（2015年1月1日零點）倒計時520多秒時”還堵在北京東路、西藏北路交叉口。此時離踩踏已經過去了16分鐘，距離事發地點陳毅廣場還有約1.7公里。
　　“那裡當時非常堵，完全走不動。”這位市民稱，當時他家窗戶另一側就能看見，與北京東路交界的廈門路和南蘇州路就不堵車。據中國青年報記者核實，實際上，南蘇州路正位於外灘源燈光秀表演附近。為了照顧表演，當天南蘇州路被封路，禁止車輛及行人通過。目前尚不清楚警方是如何作出線路選擇。
　　滯後和混亂也表現在網絡上，直到23時48分，上海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還在發佈“目前外灘情況良好，晚上游客可能會比較多，難免造成擁擠，在此提醒大家伙，請配合現場蜀黍的工作，有序行進！”的微博。
　　除去救援困難，外灘當天的醫療應急準備也不足。
　　根據《中華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及《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公共場所應該制定應急預案，大型群眾性安全活動也需要制定應急急救預案。但據一位醫療系統的知情人士介紹，當天外灘附近並未有120急救車待命，因為“並沒有收到上級的通知”。可以對比的是，世博會期間，上海曾配備了10輛救護車在世博園區附近，隨時進行救護支援。
　　一位在現場參與了急救的親歷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因為救護車的速度過慢，他們攔了一輛私家車，將傷員送走。而據多家媒體報道，最初甚至連附近的公交車也參與了傷員的運送。
　　“大型活動都是要有預案的，我們現在要看的就是如何讓這個預案更加完善。”復旦大學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藤五曉認為，從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角度，應該把應急管理融入到常態化管理，變成一個常態，“比如我們開世博會，會成立一個組織專門應對突發事件，但是活動結束了也就解散了。”
　　自救之痛
　　除去安保、救援的問題，事發當天現場的急救也值得反思。
　　浙江省溫州市兒童醫院兒童感染科護士吳小小曾在當天參與現場急救，她表示，救援現場出現了很多急救錯誤。
　　比如，按照急救要求，對呼吸驟停者急救而言，心肺複蘇的急救措施一刻也不能停。但在現場，吳小小看到，有傷者被抬上警車後，就沒有志願者繼續幫忙進行心肺複蘇了。
　　此外，轉運傷者時的搬抬非常不規範，沒有基本的頸椎腰椎保護，這樣直接抬腳很可能導致高位截癱。
　　事發後，曾經廣為流傳的一份媒體對踩踏現場“後退哥”的採訪中曾提到，他們曾試圖對傷員“抖一抖”，掐人中，但實際上，這都不是正確的急救手段。
　　長征醫院當天恰巧在現場的一位醫生施曉雷也參與了急救，他與三個同伴一路上輪流為一位傷者做心肺複蘇，“一般我們在現場急救還是要謹慎，這種事還是交給專業的醫護人員。”
　　一份發表於2011年的論文援引數據稱，到2007年，我國平均萬人救護知識普及人數為98人，救護知識普及率不足1%。而在日本，急救普及被列入了中小學教育；德國則規定，公民在考取駕照前必須接受一定課時的急救技能培訓。而在現場，這位醫務人員看到的靠譜急救大多來自於國外的志願者。
　　實際上，在突發事故中，最先達到現場的，往往是非專業人員。因此，現代救助特別依靠經過培訓的非職業救護人員，能夠在事發現場對傷病員實施及時、有效的初步救護。
　　最為知名的算“第一目擊者”培訓體系，即側重於培訓警察、消防員、保安人員、出租車司機、公共場合服務人員等容易出現在事發現場的群體。上海曾在2007年推動過“第一目擊者”培訓，提出在2010年要讓10%的成年人掌握一項以上的自救互救技能。
　　當然，沒有掌握急救知識的人也並非無事可做。“鼓勵安慰陪伴也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急救技能”，微博認證為美國心臟協會急救培訓導師的醫生“急診夜鷹”在事後的《踩踏傷現場評估與急救》一文中寫道，“現場急救應有所為、有所不為。最終的目的是減少死亡、減低損傷、撫慰傷者。”　　（原標題：外灘踩踏之痛）